“他把出鞘的格拉姆剑放在床上两人中间” [1]
——博尔赫斯墓碑背面墓志铭
“不应畏惧”[2]
——博尔赫斯墓碑正面墓志铭
杨振中：劳动和药理学
孙啟栋
劳动是杨振中创作生涯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主题。2003年，杨振中第一次将镜头对准工业流水线。他去到位于上海浦东的西门子工厂，近1500位工人当时在那里忙着组装供应全球的手机。杨振中把“邓小平南巡讲话”[3]拆解为短句，并请每位工人在镜头前说出再由短句分配而成的句子，最终重新组成关于那篇讲话的录像作品《春天的故事》。2015年，杨振中受Elica集团邀请，在该公司位于嵊州的工厂进行了为时两个月的驻留。驻留期间，他对工厂的工人面部进行了扫描，然后运用3D打印技术制作了一系列面具。拍摄时，员工们头戴面具在车间工作。他们的行动被记录下来并制成影像作品《伪装》 (Disguise)。升格的拍摄手法使得员工在流水线上的机械劳作呈现出陌生化的剧场效果。
2020年，杨振中于仁庐空间举办其全新个展“杨振中：现形”。展览作品包括在福建崇武地区制作的大小不一的石雕，以及艺术家在地拍摄的基于石雕工人形象创作的短片《清凉》。崇武素来以石雕闻名，在这个不大的镇子上里存在着上千家石雕加工厂。事实上，中国人对于石头——比如玉石的热爱一直长盛不衰。玉器是中国最早的传统的工艺品之一。距今8000年的查海遗址，出土了年代最早的玉器。距今6000-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玉珠、玉管和玉块等。距今4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明最大的特色就是玉器的使用。巫鸿在其著作《黄泉下的美术》中提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考古发现，“激发了有关良渚玉器类型、命名、材质、技术以及象征性的热烈讨论”[4]。因为玉石本身的坚硬使得加工玉器这件事本身的时间成本远远高于其它部落劳动，故此玉器只能为部落首领占有，从而成为了权力的象征。除玉石之外，其他石材在工艺品中同样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宗教和祭祀场合的石雕，还是王公贵族、文人日常使用的石制品，园林中的假山石，无一不是底层手工业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对于劳动成果的占有决定了统治者的角色，而占有的劳动成果越是耗费的时间成本高，越能证明统治者在整个统治序列中的地位。
进入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对于劳动成果的掠夺性占有者具有了一个更加抽象的称谓，资产阶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试图告诫无产阶级手工业劳动者，告诉他们他们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内属于自然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断劳作和繁殖的动物：无产阶级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那谁是人类呢？资产阶级，他们才是人类，是站在受控的自然的对立面的。占有劳动的资产阶级高扬了人类的主体性，成为了大写的“人类”的代表。马克思的本意当然不是贬低无产阶级，赞扬资产阶级。他期望无产阶级通过他们异化的工作把自然转化为价值，从而获得自我意识，完成自身的去异化。
如果说马克思把“人”送到了自然之中，那么杨振中就是把自然重新归还给“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动物的前提是存在所谓的自然和人类的二元对立，并且人类是优于自然的存在。展览中石材被雕刻成由锁链缠绕和勾连的造型，如同中国山地风景区内的由铁锁链联接的石料护栏。风景区这样布置护栏，目的是在尽量不破坏自然风景的基础之上保护登山者的安全。所不同的是，杨振中展览中的石雕作品上的锁链并非后期添加，而是整体地从石料中被切割出来打磨而成。他首先创作石雕草图，然后由专业人员将草图转化为数字模型，再把数字模型导入机器人手臂系统，完成雕刻工作，最后由工厂工人打磨完成石雕的定型。这是典型的数字自动化系统在加工业的应用。链条仿佛本来就存在于天然的石头之中，而杨振中让它们又重见天日。它的存在提示出一个吊诡的现实：设计也可以是自然的。抑或，自然当中也允许已经在场的设计存在。
杨振中这个送回的动作宣告了人类-自然二分的前提和人类优先的双重失效。而谈到这两点，不得不提当下热门的后人类主义话语。 凯瑟琳·海勒于其代表性著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信息科学、文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中试图向读者阐述三个互相关联的事实，其中第三个事实就是 “人类怎样变成后人类”[5]。海勒的意图除了希望描述出“人类与智能机器的动态伙伴关系”，更是要批判以汉斯·莫拉维克为代表的另一种后人类主义，或者说“超人类主义”[6]更合适。在海勒看来，超人类主义是“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humanism）的主体观念与科技嫁接的灾难性后果，其结果就是加剧人与人的不平等性。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正是呼吁以后人类主义克服超人类主义：
“在这种学说中，新兴的涌现取代了目的论，反身性认知取代了客观主义，分布式认知取代了自主意志，量身取代了身体被当做心灵和心智的支撑系统，人类与智能机器之间动态的伙伴关系取代了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昭昭天命来控制和掌控天性。”[7]
海勒对于肉体和肉体经验（具身化经验）的消失是恐惧的，因此她坚定地认为我们必须构建抵御人逐渐虚拟化的堡垒。其出发点仍然是人类应当尽可能地对抗和延缓失控的技术革命。可以说，海勒的后人类主义的底色是坚持人类以及与人类相关的概念（例如身体）的优先性。凯瑟琳·海勒显然不是第一个思考技术和人类身体之间关系的人，在她之前，麦克卢汉做出了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著名论断。真正彻底与人类中心主义决裂的是弗里德里克·基特勒。基特勒研究发现，技术不仅是“完全独立于个人的，甚至是集体的身体”，并且它的发展会反过来对人类的“感知和器官造成压倒性的影响”[8]。正是基于对麦克卢汉的断然否定，他才走出了一条真正从技术自身出发的研究路径：“人类的身体不再是“决定”技术的起因，而只是与技术的独立发展过程相适应的一种结果。”[9]
技术的发展正是技术不断外化（externalization）的过程。为此基特勒讲了与他自身职业（哲学）相关的第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可以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其起源。灵魂的“白板说”在古希腊哲学中最被认可: 灵魂如供硬笔书写和刻印的蜡板。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敏锐地指出“在不仅仅是隐喻的一种隐喻的伪装之下，这种新的产生了’灵魂’的媒介技术最终成为新发明的‘灵魂’的灭点”。[10]蜡板这项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确保了关于灵魂的“白板说”实现了外化，而古希腊文字系统的发明又使得白板说以“白板”这个固定的书写形式得以外化，“留给苏格拉底和他热情的对话者们的问题只是去解释什么是‘灵魂’了”[11]。
艺术家如何思考和使用作为艺术创作媒介技术的机器人手臂，决定了其是真的与“人类中心主义”分道扬镳，还是利用机器人手臂的噱头延续破产的艺术家神话。杨振中的创作无意被归结在海勒意义上的“后人类主义”的大旗下。事实是，原本由艺术家亲手完成的工作，他都交给了机器人手臂，而他则去不断适应这个结果。杨振中明确了雕塑的技术底色，并且解除了艺术家—被莫里斯·布朗肖称颂为 “唯一的执火炬者，永恒的唯一主人”—在数字时代对于作品创作的特权。这正是基特勒提出的“技术先验性”：先存在着某种技术，然后才由技术派生出观念。
思考“灵魂”的苏格拉底却是文字系统这种技术的质疑者。他认为书写正是造成积极批判思考的短路的元凶，因为文字会损害个体的记忆力，影响知识的内化吸收，其作为一种记忆的外化的同时，也造成了记忆的遗失。具身化的思考转变为外化的知识是知识得以建立的基本条件，也是思考本身逐渐变形走样的过程，即知识毁灭（destruction of knowledge）的过程。柏拉图在《斐多》中记述了苏格拉底在监狱里最后一天的所言所行。苏格拉底所饮下的药，既是使他的生命终结的毒药，同时也是治愈“灵魂”疾病的解药。技术人造物——比如提到的蜡板和文字——也是这样的一种药，同时是毒药和解药。可以说，苏格拉底是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思辨，从而确保了自柏拉图以降的欧洲唯心主义哲学时代的开启。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辩证法，却用唯物主义来对它实行批判性的改造。他们将辩证法认识为人类进行自我生产/更新的一种技术工具[12]。这种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决定了资产阶级虽然被马克思称之为人，但是实质上，在马克思那里，他们只是剥削占有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机器；无产阶级被称为动物，他们则是不断损失手工业知识的机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被放置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架构起来的机器化社会工业生产的这个框架之下进行比较和考量。据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出，工人的手工知识被转移到机器之中造成了他们的无产阶级化的局面，并且预言这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会逐步扩展到所有阶层[13]。正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的本质是携带手工业知识的机器，而人的外化的手工知识也就被看作可以无差别传递转移的实物。故此，当他们的手工知识传递到作为生产资料的机器之中后，他们就永远失去了知识。于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机器中心主义”——或者说，作为物的人类的中心主义——取代了“人类中心主义”，“外化”被改造为“物化”，药被理解为“毒药”，而辩证的目的是为了最终的不辩证。在这个基础之上，马克思继而推断无产阶级终将觉醒，并且通过阶级斗争取得政权，而非药理学层面的无产阶级重新获得知识从而去无产阶级化。
现实是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马克思只是将技术理解为手段/资料（means），工人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就是中毒的过程，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克服这一过程，从而完成解毒。但是事实上，毒性并没有消除。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能阻止新技术的不断涌现。
杨振中设计的草图的复杂性，使得机器人手臂系统暂时还无法百分百实现其要求，需要人工完成最后的雕刻和打磨。然而假以时日，随着自动化系统的升级，这些工人终将要被取代，成为人工智能进化的背景板。以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正朝着系统性愚昧的阶段大踏步迈进。如果杨振中的创作仍是单纯地把技术看作工具的前提下展开，那这些石雕就是工人送给自己的丧钟，也是艺术家送给自己的丧钟，因为按照这种否认药理学的唯物主义逻辑，杨振中作为艺术家的工作终有一天也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
马克思的问题是没有意识到他的治疗方案应该从重建知识入手（知识的去无产阶级化），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这正是杨振中在不断适应机器人手臂工作结果的同时去做的：派生出新的观念。正是通过把“艺术”（感性的知识）和“劳动”（如何做的知识，savoir-faire）重新历史化（原始艺术到当代艺术，以及最原始的劳动到最当下的劳动），杨振中激活了已经沦为教条的艺术创作和马克思的哲学中所蕴含的潜能，从而使得我们可以对所处的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劳动形式进行重新阐释，提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将其称之为劳动的药理学，而如杨振中这般的以重建知识作为出发点的艺术创作就是药理学的劳动。劳动的药理学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补充。于是我们在石雕中看到了两种工作：一种是按照工序和艺术家的要求进行的工作，一种是作为艺术家的杨振中的工作。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定义下的、非药理学的工作，后者是药理学的，两者互为对方的延异（mutual différance）。杨振中主动拒绝让作品如此程序化地自动完成：他有意识地打断工作流程，把石雕不断变为其艺术家个体知识的对象，而不纯粹是机器人系统工作知识的对象。
短片《清凉》没有止步于现实主义地记录从选石头到完成石雕的整个过程。它将“打断”这个动作视觉化，并且采用与影像作品《伪装》同样的处理手法：升格拍摄被摄对象。短片开场是无人机拍摄的海边的石场。无人机并没有提供一个上帝视角，不以艺术家的代理人的姿态划定影片的可视界限。它单纯地展示着艺术家对于这片地域的好奇，仿佛在用肉眼抚摸着目所能及的地方。影片本可以一直以一个外来闯入者的目光延续，但杨振中并不追求向观众清晰地展示空间地图，没有交代从海边到工厂的路径。接下来，杨振中通过剪辑让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是富有韵律感的运载工具运送石头的画面，以及影片最重要的段落，摄影机镜头与劳作工人目光的对峙，即短片中最常出现的 “打断”这个动作：正在工作的工人们停下手中的活计，凝视着镜头，然后重新复归工作状态。
事实上，这个打断的动作又有深厚的现实基础：面具同样扮演着打断/阻隔的作用。升格的拍摄手法，让我们完全忽略了工人在做什么，聚焦在带着口罩的工人形象本身所具有的超常的象征性。伴随着腾空而起的云一般的灰尘，工人仿佛成为了一场灾难下的幸存者，又或者代替我们在现场受难的圣徒一般的角色。这时，我们离开了“艺术家”，一起进入了2020年肆虐的传染病大爆发叙事。这口罩既是日常的（石雕厂工人为了对抗飞尘必须戴面具工作），又是图像学的（对于疫情期间口罩的提示），但更是心理学的（对于他者靠近的抗拒姿态，以及取消个人的可辨识性）。COVID-19新冠病毒疫情的肆虐导致了事实上全球的停摆。疫情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在家隔离生活。微信不断上线辅助工作的小程序，出现老板指派的工作，同时微信又不断涌现民众对于疫情公共事件的关注。杨振中在通过手机上的微信与工厂保持联系的同时也会卷入关于疫情的种种现实（或谣言）之中；他在绘制石雕草图的同时，接到了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以及网络上那海啸般的悼念信息……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包括杨振中在内的我们面对这些断裂的、碎片化的信息都在做着同样的劳动：在手机屏幕上点击和滑行。政治在当下是以模仿劳动的形式实现，而这时政治事实上已经消亡了，它成为了数据经济的注脚，成为了未来超人类主义者可以把玩之物，数字时代的治理的一部分。
影片不是《伪装》更换场景后的自我复制，而是整个展览最重要的一件作品：正是这部短片确立了整个展览批判性的标准，而非人工智能的标准。这不再是单纯的艺术范畴的问题，而是提示着一种真正克服超人类主义的思考路径；在当下，艺术的任务不再是人文主义的怀乡症，而是历史性的认识和反思我们的时代本身。人们认为西西弗斯的悲剧性的根源就是他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徒劳无功，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个众神施与其的惩罚。但是加缪坚定地认为西西弗斯是应该被想象成快乐的。因为他认识了“黑夜”，石头为他所左右，命运属于他自己。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人类与技术共存的时代。如果人类一味地放任数字化技术，那么人类是没有未来的。杨振中为石头变出了自然的锁链。表面上看这与西西弗斯每天推巨石上山一样是在做无用功。实则他也是快乐的，这关系到人的尊严问题。艺术家不能做人类的主人，但是他可以做自己生活的主人。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是，只要他认识到“黑夜”，并愿意与其周旋。劳动的药理学意味着：劳动者永远不会再被看作动物的黎明。
这个时代呈现出自身时代终结的可能性，又指明了延续的可能性。最后我想以查尔斯·狄更斯的著作《双城记》中那脍炙人口的开篇结束本文，只不过在这里我要把它全部颠倒过来：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失望之冬，这是希望之春；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
[1] 出自博尔赫斯的小说集《沙之书》中的小说《乌尔里卡》。
[2] 源自盎格鲁-撒克逊古诗《莫尔登战役》。
莫尔登之战
适时，Byrhtnoth开始布阵
献策、上马，勇士已被激励：
无论怎样，是一场死守的较量，
用敏捷的手握住厚重的盾，不应恐惧。
当一切就绪，他下马加入布阵的人群
在这里，勇士们敢不效死命？
在这里，他和他忠诚的铜墙铁壁。（17-24）
[3] 邓小平南巡讲话，发生在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当时他已正式告别中央领导岗位。在这次视察途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4] 巫鸿：黄泉下的美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p.5。
[5]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p394。
[6] 现在超人类主义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埃隆·马斯克了。
[7] 凯瑟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p390。
[8] Friedrich Kittler, Optical media: Berlin lectures 1999, Polity, Cambridge, UK, Malden, MA, 2012, p.30.
[9] 车致新，媒介技术话语的谱系——基特勒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p.25。
[10] Friedrich Kittler, Optical Media: Berlin lectures 1999, Polity, Cambridge, UK, Malden, MA, 2012, pp.34-35.
[11] Ibid. p.34.
[12] 在辩证思维中，事物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亦此亦彼”、“亦真亦假”而无碍思维活动的正常进行。辩证法是一种化解不同意见的论证方法。古希腊时期，辩证法可以看作是“在两个或更多对一个主题持不同看法的人之间的对话，目的是通过这种有充分理由的对话建立起对事物真理的认知”。黑格尔认为辩证法是一种个人与世界的调解（mediation）,任何命题经过辩证法的否定阶段之后可以安然地被重新内化进绝对精神。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世界是物质的这个命题就是真理，而且具有先验性。在他们那里，辩证法的调解功能就被转化为检视（examination）功能。信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进行自我检视，从而更加接近“世界的本质是物质”这个真理，而辩证法也就成了自我工具化的个体朝向这个真理进行自我生产的工具。
[13]《共产党宣言》原文表述为“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